八月林保护地主任王琦荣获“四川好人”称号
桃花源基金会八月林保护地主任王琦在“四川好人”发布仪式现场接受采访。
12月27日,由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乐山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精神文明报社承办的2023年第四季度“四川好人榜”发布。桃花源基金会八月林保护地主任王琦荣获“四川好人”称号。
王琦的自述故事
大家好,我叫王琦。今天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给大家讲讲我做保护这十二年里的故事。其实在十二年前,走上做保护这条路对我完全是一个意外。那时我在美国德州读生物学博士,课题方向是基因组学,说具体点就是用电脑对当时已知的灵长目动物的全基因组进行比对,期望发现一些在灵长目进化早期发生的重要事件和与之相关的基因组上的元件。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的课题陷入了问题,个人的状态也变得不好,突然有一天我想到研究了几年哺乳动物,但是每天都是对着实验室的电脑和几个瓶瓶罐罐,从来没有在野外看到哪怕一次动物,这让我感到无比沮丧。终于有一天,我向导师提出来,休学一年,出去走走。那一走就我环游了整个美国48州,我一个人开着车,去每一个国家公园徒步,带着帐篷和睡袋,在每个国家公园里露营,晚上就在帐篷里阅读美国国家公园的历史还有生态保护的历史,从约翰缪尔到瑞秋卡森的著作。渐渐的我自己的焦虑和沮丧在自然中消解了。之后回到学校,坦然地告诉我的导师,我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我要做保护!
绯红金刚鹦鹉的故事
2012年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去危地马拉的参与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绯红金刚鹦鹉保护项目。就是图中这种漂亮的大鸟,它有两个亚种,区别是翅膀上的黄色覆羽的宽度,中美洲亚种的黄色覆羽要宽的多,因而显得红黄蓝三色的分布更有美感。这个特点导致了这种鸟类在宠物市场上更具价值。巨大的市场需求促生了盗猎和非法动物贸易,一只中美洲亚种的绯红金刚鹦鹉在北美的市场上值2000-3000美元,而一只这样的幼鸟在危地马拉北部的雨林中,给当地人100美元就能捉到。持续的猎取导致了这个亚种数量急剧下降,学者建议如果不进行人工干预,那么这个亚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灭绝。
摄影:王琦
我们这个项目要做的事情,是一方面探索金刚鹦鹉最大的野外栖息地---危地马拉北部的佩腾雨林中的每一个现存的巢穴,另一方面尽可能增加这个种群的野外数量。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那个时候还没有无人机,我们使用一个伙伴机构提供的单引擎螺旋桨飞机在这片3万平方公里的原始雨林上空做1000米高度的水平扫描。小飞机拆掉一个门,绑住一台单反相机,设置拍摄频点并固定飞行线路就行了。那个拆掉门位置一般就是我的专座。从航拍的照片经过坐标校准,我们标记出雨林中一种高出雨林冠层的合欢属大树,当地叫它cantemu,每年的1月金刚鹦鹉会来到这种大树上筑巢、繁殖。接下来我们会根据坐标,在地面尽可能的接近并找到这颗大树,观察树冠层是否有金刚鹦鹉筑巢的痕迹。如果有,标记上这个位置,并持续的观察整个繁殖季一对金刚鹦鹉的行为。金刚鹦鹉在野外有个特点,一般在2月营巢后就会产蛋,每巢1-4个不等,可是一对亲鸟一般最多只能抚育两只雏鸟长大。而因为出生先后,野外鸟巢里如果超过2个蛋时,最晚出生的幼鸟会因为竞争不到足够的食物而自然死亡。这是自然的现象,但是对于一个极度濒危的种群,在那个时代我们的保护行动是人为干预,人工饲喂,增加每个鸟巢里第三只或者第四只出壳幼鸟的成活率。那时我们在2月-3月会依次在雨林地面走到当季每一处有鹦鹉做巢大树下,趁着亲鸟觅食,用单绳上升技术爬上20米-30米的大树(差不多是8-9层楼那么高),之后检查树洞里鸟蛋的数量,我们把超过2枚以外的鹦鹉蛋取下,带回设立在雨林中的野外营地。
野外的树上的成年鹦鹉
在那里的孵化箱,我们人工孵化鸟蛋,一般28天雏鸟会破壳而出。你能观察到蛋的表面先是产生了一丝裂缝,然后一点一点,这个裂缝的边缘被什么东西在蛋壳内持续的敲击,裂缝一点一点锯齿一样的变长,这种敲击显得微弱但又持续。整个过程有时候断断续续1整天,蛋壳裂开成了几块,一只光秃秃的小不点才从蛋中挤出来。
然后我会手喂这只雏鸟,用成熟的配方调配成温度恰好是36-38度之间的流质食物,再用饲喂器喂进小鹦鹉的嚷嗉。鹦鹉是晚成鸟,刚出生以后它没有羽毛,睁不开眼睛,这是出生三天的小鹦鹉。这是出生3周的小鹦鹉,这段时间它长大的速度肉眼可见,但是眼睛还没有睁开。这是第五周的小鹦鹉,眼睛已经睁开,第六周的时候漂亮的羽毛开始慢慢从羽毛鞘中长出来,第8周的时候,看起来红黄蓝三色的羽毛已经和成年的样子很像,但是尾羽和颈部的羽毛还没有长成。到了第十一周,它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爬出人造的树洞,并开始扇动翅膀练习飞行,再经过两周的练习,它们可以飞行了。我们再爬上野外的cantemu,在距离原来巢穴不远的地方把它们放上大树里的树洞。这时已经到了5月底6月初,雨林里的金刚鹦鹉纷纷展开翅膀飞离这片森林,而我们手喂的鹦鹉也会随着鸟群一起离开。
手喂第一周的鹦鹉
同样是8周的鹦鹉,可以看到脖子的地方羽毛还没有在那个亚马逊以北最大的热带雨林区域,我被自然彻底迷住了,每天清晨伴着金刚鹦鹉的高声鸣叫起床,夜晚枕边就能听到美洲豹在我们营地后的湖畔喝水低吼。其实这些生活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坐着小飞机巡查,在杳无人迹的雨林深处宿营,徒手爬树爬出雨林的冠层,当然还有手把手地喂养美丽的金刚鹦鹉。
我一下子在那里待了三年,那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生活方式,一个自然的乌托邦,每天的生活里只有奇异美丽的野生动物,还有人付工资让我干这一切。我们通过人工饲喂的方式增加了第一年增加了7只,第二年还是7只,第三年增加到了15只。但是一个残酷的消息打破了我的美梦,同样最后的那年,来自雨林里一个村庄的盗猎者捉了16只一直到了墨西哥的边境才被发现。我突然意识到每年12万美元的经费6个人的全部努力,对这个种群的帮助甚至抵消不了一次盗猎。而这样的盗猎有多少,那些没有被发现的有多少,这些问题对当时自以为是在保护金刚鹦鹉的我来说,一想到头脑就要爆炸。那一天开始我想到这些最美好的生命需要的,不只是少数几个人在原始雨林中的乌托邦生活,而是更多力量去直面来自社区和人类的威胁。也是从这一天开始,保护工作对于我来说彻底变了。
一位凉山彝族老乡的故事
后来,我回到国内,开始努力在保护地周边的社区做一些事情,改变那些人的行为,这显然是一件比在热带雨林喂鹦鹉要难得多的事。2019年我加入了桃花源,开始负责位于四川西南部,小凉山彝族区域的一个保护区---八月林。这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人均占有的资源很少,社区居民在保护区内挖药、打笋、打猎、砍伐、放牧,几乎所有的对自然资源的初级利用形式这里都存在。
我和八月林的团队开始想办法改变这种情况。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考虑到村子里的文盲多,所以就把保护区条例画成四格漫画贴在村子里,结果来看漫画的老乡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们画的都是穿着彝族服饰的小娃娃,是不是汉族人就不用遵守这些规矩?” 那时我才发现,在能做任何改变之前,先得让当地人接纳我。村子里的人们拥有一种叫做“毕摩”的宗教活动,无论谁家有了事情,小到心慌失眠,大到生病犯事,都会请村子里的“毕摩”来家里做一场仪式,杀一些鸡羊猪牛,唱上一夜。我努力和村里的毕摩一家交朋友,老毕摩去世,我按照当地的习俗,和村里的小辈们一起背柴上山,参与火化;老毕摩的儿子子承父业,我们还邀请小毕摩来办公室做了一场祈福的仪式。渐渐的,在心理上,我不算那么外人了。和村子熟悉了以后,我们把村子里的人按照他们对山的依赖程度和依赖类型分了类。这个叫做简窝机体村民是依赖程度最重的那一类,他从来不外出,每年4月,山上的雪刚融化,他就开始带着还没成年的小儿子在山里挖药,5月挖重楼,6月挖灵芝,7月挖三七,8月9月挖竹笋,10月之后趁着大雪封山前,还要上山去搞黄杨木。而且不仅自己挖,村里一群人挖到东西后都会拿到他那里,再由他与外地的老板联系统一收购。2019年春天,简窝机体带着几个老乡要进保护区大门挖重楼,我们关上大门试图拦住他。结果机体他们硬是把两百斤重的摩托从保护区的大门上搬了进去,当场撂下一句话:“如果再拦我,就在大门旁边的悬崖边开条路,我的人要是出任何意外,就和你们保护区没完!”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是从此就开始了对简窝机体的走访,每隔一段时间就到他家转转,和他聊和他家人聊,通过走访把简窝机体的家庭情况,收支构成,社会关系,劳动力结构都分析的透透的,我们渐渐发现,他的采挖行为和我们的保护区管理之间求同存异,还是有一致的目标的:他最在意的他的人能顺利挖到药材和竹笋并以此获得收入,而我们更担心的是这些人不受管控进入保护区,除了采挖行为以外顺便下个绳套,捕猎野生动物。我们一次一次坦诚的走访,他也和我们熟悉起来,渐渐地他也弄明白了,我们彼此的诉求之间暂时到是没有对立。
这一点点共性仿佛在刀锋上找到了平衡,我们一次又一次走访他,2021年我们终于说动了简窝机体,“组织你的人,大伙儿一起想想该怎么做,怎样才能不下套,不带狗进山?”那年,第一次由村民牵头开会讨论了进入保护区应该遵守的规矩,最后在我们的帮助下,10来个老乡把几条村民进入保护区的规则写出来。他们还是会进保护区,但是2021年进去的人开始遵守那些他们自己制定的规矩了。2022年,开会讨论规矩的人从简窝机体的几个朋友扩充到了更多的村民,大家把规矩从简单的进门要登记,不带打火机,等几条增加到了11条,特别是“进入保护区的每个人都要用手机开两步路记录轨迹,出区后上交轨迹,保护区在巡护中发现了问题可以根据轨迹,追溯最近一次到过这个区域的人,村上再对此做惩罚。” 2022年全村开了大会,在大会上简窝机体把这些规矩用彝语一条一条讲给全村的老乡听,他大声说:“要遵守这些规矩,不遵守,就是不给我面子,也不给自己面子!”这套由村民自己认同的规矩就这么慢慢建立起来,老乡们对这一套比对我们宣传的保护区管理条例要认同得多。村里的老乡还是会进山,但是现在他们进山开始登记并服从这些规则了,保护区里打猎,下套甚至乱丢垃圾的情况变得少多了。今年村民渐渐习惯了和我们一起通过集体商议的方式解决以前的各种问题,这张图里是养牛户也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商量如何能在保留放牧的同时分区域分时段放牧了。变化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发生了,这种磨出来的变化,现在才刚刚开始,甚至有时候还会反复。我自己的生活状态也变得没有在中美洲那么浪漫,有时候甚至有朋友说我现在更像是个居委会主任或者乡干部。但是我心里的感觉比多养活了几只鹦鹉要踏实的多。
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很自我地回顾过去的十二年的生活,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枯坐在实验室里对着屏幕上长串的AGTC字符串敲键盘的我了。我走遍了美国,墨西哥,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森林,近距离接触了很多珍稀的物种和奇异的景观,最终在一个在四川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停下来,在这里我发现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一点一点真正地改变自然。今天我把这段经历和感受告诉大家,对我而言,开始时保护是让自己从挫折中恢复平静的一剂药,后来保护是和自然零距离接触的一种生活方式,现在保护是能慢慢影响社区的一点一滴的行动。这就是我参与保护的十二年。